()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黄长烨妻子）也重新回大学上班。”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

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帮助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们都等着您呢”。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20日，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

我说想将主体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

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交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一个月后，1970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

这是很破例之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

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手，去了黄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亨燮（？？？）的妻舅金容元（？？？）。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

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

我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全破灭。

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我让他找出不理解的部分，然后解释给他听。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逐渐接受我的理论的真理性。

我集中精力写了6个月。那年秋天，父亲病重，已经不能说话了，最终父亲在我面前去世，享年89岁，与母亲合葬。葬礼结束当天我就回到了休养胜地。因为要继续写作。

金日成夫妇和他的妻舅也到了度假胜地。金容元晚上出去打猎见到了金日成妻舅。当时金日成妻舅刚从金大经济学专业毕业，与我一起在党中央秘书室工作，他与金容元关系不好。

“金容元什么也不做，一到晚上就去打猎”。

金日成听到后很生气，叫金英柱马上把金荣元传唤过去。

结果金荣元不得不提前返回平壤，只剩下我和秘书室副室长。我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休养胜地。搬离的另一个原因是金日成打电话过去不方便，新地方有金日成的度假山庄，党中央干部们的度假别墅也位于那里，与平壤有直线电话。

金日成的小舅子是我的学生，他讨厌金荣元，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反对我。在他的庇护下，一群秘书室年轻秘书们联合起来与室长和副室长斗争。后来金日成也加入进来，站在小舅子一边，结果室长和副室长都被免职了。我向金日成要求将副室长降为指导员，还做我的助手，金日成同意了。不过，那些年轻秘书们还是会找他的岔。

金日成的这位小舅子在外面尊敬我为老师，但是回到秘书室，就贬损我。可能是担心我威胁到他在金日成心中的地位了。

1972年夏，我与金日成一起去休假，同去的还有金日成的秘书。休假结束后已经是9月了。回到平壤之后，日本一家通讯社邀请采访金日成。主题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劳动党对内外政策”。首先是书面回答，然后见面采访。书面文件是我写的，1972年9月17日，我写了《关于我党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对主体思想下了定义，并阐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对内外政策。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

金正日也很满意，但是金英柱反对。金正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读懂了，而是为了反对叔叔金英柱，向自己的父亲表示衷心。对金正日来说，理论是小事，掌握权力实现独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英柱的权利斗争越来越激烈，金日成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儿子，而不是弟弟。

金英柱后来病倒了，“植物性神经不协调症”，住进了疗养院。不久之后，金正日打电话给我，

“叔叔总是反对主体思想，黄老师去说服他”。

我去找金英柱，与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终领悟了。他的苦闷不再是哲学，他对我说，

“我们家好像要决定金正日为接班人……”

“您在莫斯科就喜欢哲学，现在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与我一起研究哲学如何？祖国统一需要时间，而哲学事关全人类的命运。”

他没有做决定，我也没有等他的回答就离开了疗养院。

1972年12月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新宪法。我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北朝鲜模仿了苏联的制度。根据新宪法，朝鲜实行国家主席制，党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权利机关，休会期间由常委会代行指责。

常委会委员长并不是国家元首。有的外国电台不知道这个常识，将我说成是北朝鲜国家元首，我惶恐不已。

1970年的一天，我独自面对金日成。与在秘书室时期不同，在大学工作让我明白，如果不能获得领导人的倚重是很危险的，政治情势复杂，我又从事理论研究，重新进入党中央工作当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说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说，

“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金大校长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胜任的职位。我会想办法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一些。”

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与朝鲜法学家协会和朝鲜学生同盟一样，朝鲜科学家协会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影子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需要对外发表声明的时候才会用到。

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之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让我做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够，不太可能。

从那之后，我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频繁的议会外交。

金日成之所以设立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就是为了展开国会外交，让我做常委会委员长也考虑到能经常与我这个国会代表团团长见面。我成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工资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长的待遇还高。作为委员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学习会议我也参加，与金日、林春秋（？？？）,朴成哲（？？？）,?振宇（？？？）等一起。

每年我都会去国外访问几次，金日成会见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和学者代表们时我都会同席。1972年，金日成60大寿，我得到了一块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表。送金手表是金日成亲自选定的方案，只发给核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