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苏轼走后，是张芸叟接任了定州知州。
张云叟知道雪浪石是苏轼的最爱，所以，他对苏公的雪浪斋和雪浪石看护有加。可是，耿直的张云叟，却被奸猾的蔡京换掉了。
现在，为了让定州的黎民百姓忘掉苏轼，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蔡京命人把雪浪斋彻底拆除了，把苏轼钟爱的雪浪石扔进唐河里了。
蔡京的卑鄙举动，传到了定州的近邻曲阳，遁入仙人洞的李瓶儿心急如焚，却又感到无可奈何。
正在李瓶儿苦思冥想之际，情况发生了转机。
因为，李之仪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她隐居的仙人洞。
而远在天涯海角、孤苦伶仃生活了将近五年的苏轼，也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远在定州的雪浪斋和雪浪石；定州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苏大学士，他们知道苏轼喜欢喝中山松醪酒，喜欢吃定州的东坡菜，曾派人千里迢迢送去了这些“土特产”。
定州百姓也知道远在海南的苏轼，尤其挂念着“大槐”和“二槐”的长势，因为每次从定州来了人，苏轼总要打听一番东坡双槐的情况。
他老人家喝着来自定州的‘中山松醪酒’，听着亲手所植的双槐长成了参天大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在这无边无际的天涯海角，苏轼还时常提起好友米蒂。他曾对友人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米蒂字）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伦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
因为苏轼在来定州赴任的途中，曾与米蒂密谈过吕端的刻丝之事。苏轼也听说，现在好友米蒂升任了御前书画所的“所长”。
但是，苏轼没有想到偷盗了他“刻丝雕刻”的书童蔡京，却人模狗样地来到了定州；苏轼更没有想到，雪浪斋已被蔡京毁于一旦。
此时此刻，面对定州百姓的殷切之情，苏轼却无言以对。
一位来自定州的汉子，便心直口快地说：“苏知州，您听说了吗？您要遇赦了……”
眺望着远方茫茫苍苍的海水，苏轼微微一笑，淡淡地说：“听说了……可是，皇帝的差使为啥还不到啊？”
定州汉子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可能是坏人使了杠子……”
定州老百姓说的“使杠子”，就是冒坏水的意思，虽然苏轼对无耻小人“使杠子”，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是，听说雪浪斋被毁后，双槐又面临着被砍伐的危险，苏轼还是想早日北还。
苏轼猛然转身，皱着眉头问：“蔡京去了定州，朝廷里还会有谁使坏呢？”
定州汉子看了看四周，才小声地对苏知州说：“有人说，是高俅……”
“高俅？这么个见风使舵的东西！”苏轼愤慨起来，额头上的青筋冒得老高，大声问，“难道真是他？”
千真万确，在苏轼遇赦北还的问题上，高俅在使“杠子”。
因为高俅曾经做过苏轼的手下，徽宗赵佶考虑到苏轼年迈多病，为给苏大学士提供一些方便条件，才把自己亲手所写的“瘦金体”圣旨，交给了高俅。
但是，沉迷声色的徽宗不知道，这个高俅早已和蔡京勾搭在了一起。高俅虽然行走在去海南的路上，但他一路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欺男霸女、狎妓嫖娼，根本没有把苏轼的冷暖放在心上。
后来，在徽宗赵佶又一道圣旨的催促下，苏轼才接到了“遇赦北还”的手谕。
时年六十五岁高龄的苏轼，慌忙打点行装，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即刻渡海北上。
遥想自己来海南时，一路从藤县登舟、溯江直上，经容县才到北流的。而现在，自己又要在北流登岸，闯过“诗人鱼乍瓮”的鬼门关了，苏轼不禁高兴地吟起了“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的诗句。
到了北流，苏轼更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只见他独自乘着一叶竹筏，兴奋地顺流而下，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是蔡京和高俅之流做梦都想不到的。
苏轼五月遇赦，六月渡海，七月到廉州，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十月留广州，十一月复职为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
徽宗接着下旨，苏公不必赴任，可择地而居。
但是，苏轼惦记的是定州的雪浪斋和东坡双槐啊。
大年初一刚过，苏轼就决定度岭北归。他于次年一月到了虔州，四月到了当涂，五月又从金陵向仪真进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在行船途中，苏轼不幸中暑，只好到真州东园小憩。
看到自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苏轼回想着自己的一生，便提起颤抖的笔，艰难地作了人生的最后一首诗：《自题金山寺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生平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此时此刻，这位被仁宗皇帝誉为“两个宰相”之一的翰林学士，这位轻吟着“大江东去”的文学巨子，这位“奋厉有当世志”的东坡居士，这位“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的旷世奇才，深深地感到了北宋王朝的腐朽和堕落。
正是由于国弱君昏，奸贼当道，才使他不但无法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反而还遭受了屡屡的贬谪之苦。
但是，令苏轼稍微宽心的是，他不仅秉承了先师欧阳修的事业和成就，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而且独创了豪放词派，为中国文坛留下了珍贵的“经典”。
几日后，苏轼的病情急剧恶化。
在弥留之际，苏轼依然惦记着定州开元寺和**峰的难解之谜。他趁自己头脑清醒时，亲自给御前书画所“所长”米蒂写了一封密信，封了个严严实实后，才嘱托书童连夜送给京城的米蒂。
与此同时，远在定州的蔡京，也收到了一封来自汴京的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