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打仗也好，搞公共工程、给官吏们发工资也好，哪怕是居家过日子也罢，离了一样东西就都玩不转了――这就是“钱”！

为了增加税收，开辟财源，先是中书省向朱老大建议征收酒、醋之类的税费，结果被采纳。

到了至正二十一年的年初，在众人的建议下，朱老大又命李善长等人专门制定了盐法、茶法和钱法等，以从根本上保证财源之活水。

这也是一个政权的长久之计，既从制度上规范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又能够促使这个政权得到稳固。

先，按照盐法的规定：严禁贩卖私盐，并设官盐局进行专卖。

这也是历来所有政权都要采纳的方法，不过只是税率有高有低而已。朱氏政权这边令商人贩运，只以二十分之一取税，后来才一度增加到十分取一。

茶法也是一种专卖政策，其规定：商人到产茶区买（贩）茶，必须向政府缴钱买得一定的贩茶之凭据――茶引（类似盐引）。

每引茶的限额为100斤，需纳钱200文，不足一引的则叫畸零，发给“由帖”。如果没有引和由帖，或者茶数与引、由不符，就叫私茶，准许他人告发或直接逮送官府问罪。

当时，政府在宁国府和溧水州都设有茶局批验所，专门来批验引由、检查茶货。茶法还规定，凡私茶出境或关隘放私的，以及用过引由不及时缴还（重复使用、假冒）的都将处以重罪。

显然，这是与商人争利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必要措施之一，就形同后来的湘军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设置“厘局”。

只是不同的是，湘军征收税费的权力是有限的、暂时的，地方财权仍旧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有时候湘军的军费严重不足，将官们便极力鼓动兵卒们去烧杀抢掠。

想当年为了钱的事，曾国藩没少吃苦头，受人挤兑，常言说得好：“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而这个时候就显示出独立政权的巨大优势来了，它们不仅牢牢地掌握着地方财权，还能铸造和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便是有关“钱法”了。所谓钱法，就是指政府设局铸钱。

元代的货币交易本来使用的是钞，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纸币。起初，这种纸币用金、银、丝等硬通货作钞本，发行有限额，还可以转兑金银，信誉还是身高的。

但是，越到后来政府的财政赤字越高，印钞的相对数量也就不免随之增加，以至钞票愈来愈贬值――贬值的极限就是导致经济的崩溃，纸币彻底变成废纸。

到了洪武年间，也开始大量发行钞币，不过效果也不甚理想，这个后文会涉及的。金融问题也许是至今都让人最敏感、最头疼的问题。

也正如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为了解决元末巨大的财政困难，元廷便开始采取了不顾其他一切的“超级通货膨胀”政策。

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前夕，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是一片凄凉、萧条之象，但唯一日夜忙碌的正是印钞行业――大元朝廷就是他们的榜样，印钞工人们加班加点、日夜赶造，以致船装车载、舳舻相接，弄得到处都是钞票！这种饮鸩止渴的愚蠢之举，也最终彻底搞垮了经济。

这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中国，也算是当时世界上的一大独特经济奇观了。

后来，元廷为挽救经济又转而铸钱，但此钱整得很“山寨”，质地脆薄，易于损坏，根本不被市场所认可，也就无法流通。闹到最后，民间只好又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这是至今人类都在不断重演的悲剧。如此一来，既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无从谈起什么“从数目字上管理”，无法估计GDP）。

再说句题外话吧，以前许多人对于货币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它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一种派生物而已，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

在经济学中，也几乎没有“货币”的位置，也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然而今天残酷的现实却让人们猛醒，比如在《货币战争》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近乎控制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而就在江南社会初安、生产日渐恢复以后，李善长便开始建议朱老大发行铜钱，以促进货物流通，增辟财源。

到了至正二十一年二月，朱老大就批准了在应天设立宝源局，正式铸钱。其所铸造的“大中通宝”铜钱，以400文为一贯，40文为一两，4文为一钱，当年共铸431万贯，并可与历代制钱通用。这一办法显然是于繁荣经济有利的，政府也从中得了利。

财源、财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以后，朱家军的整个军需供给的状况也就一步步地转向了正规，自然军队作战也就更有干劲了。士兵们拼死拼活为了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想当初那黄巢的大齐政权，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政策，结果生产?财政均无着落，进了长安之后还专靠打劫过日子。

试想，没有合理的经济基础，还怎么安放庞大的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