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单宾馆，离总局很近。

在大厅等候一时，鲁德见到从庐山赶来参加总局会议的老朋友杜京生。

杜京生是从九江出发的，比我们晚到了一个小时。

我已经在前台把他的房间登记好了。我本来是准备和章传明登记住在一块的，因为已经表态要回机关上班了。在我和章传明等一块登记时，前台服务小姐看了我的身份证，也没问句话，开会的名单上还有我，就把我和杜京生安排在六层一个标间了，电脑已经输入了，押金也交了，章传明他们几个住四层了。

晚上章传明主动让我和他一块住的。我知道小车司机牛奔说过，章老板很讲究的，出车一般是自己单住的，这次算是破例，对我算是很有面子的。

虽然杜京生也提出要我到他房间住，却被老板挡住了，老板说：“鲁德就和我住吧，杜总事情多，还要接待人，一个人住方便些”。章传明的话里听起来是尊重客气，好像还有点刺。

这表明了狮州市局章老板的态度。既然鲁德决定回来工作了，他就要把我鲁德带回去，说话的口气对杜京生没有以前那样客气尊重了。说起来，杜京生靠级别和总局其他直属企业老总一样的话，也是正厅级了，而章传明这个正处级干部却奚落起一个部门的上级领导来了。

杜京生带了件景德镇出产的附有作者证书的艺术瓷盘，送给章传明，说是开业时作为纪念品仅给了总局的领导和江西省的领导，按鲁德的提议送专门留给章局长一件。章传明接过来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哟哦！无价之宝啊！

第二天中午，杜京生喊我们一块在会议上吃饭，我没好意思说什么，章传明干脆说“鲁德，你和杜总去吧，我们上街吃”。

下午我就没再参加总部的会议，因为我和家里的章老板已经说好，既然已决定回去上班了，参加会议已经没有必要，虽然这是我当总监以来赶上总部第一次开会，这可不是小孩子办事闹着玩的哦，去参加会议，就要跟杜京生走，再上庐山。

到北京之前，冯微鹃还打电话问我：“行李收拾好了吧，需要带衣服吧？”她成了章传明的侦查员。

我干脆回答说：“没什么带的，一个手提包就中了，很快就回来了”。

我明白冯微鹃是投石问路，看我是真的不走了吗？

我无法灵活起来，做事情不能颠来覆去，那叫没甚么意思气，因为在我心里，不是什么艰难困苦不可战胜，而老朋友杜京生的一些做法，他的为人，我已无法接纳，我忍受过一段日子，为的是争取时间吧孩子安排好，但最终觉得不值。我不是失业了，在外出打工，而打工也不会转到庐山这个地方，这里工资也高不到哪里。

在快开业的前几天，我就接到浙江某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的电话，邀请我去面试，见监事会主席一面，做内审主管带队伍，若谈妥了，月薪要比庐山高出两倍。

难怪山上的司机谢铭就很直接的说：“你决定回去上班是正确的，这里就是个招待所的规模，以前是个副处级单位，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这番话，谢铭有自己直接的看法，也有听到一些评价后的反馈，但都是个最直接的信号。

庐山这个地方只能是处风景，它不是鲁德的栖身之地，什么事业啊，功名啊，和那几个刚招来的总监一个熊样儿，赚个小钱花而已，别想高了。要说做什么总监，这是现代的说法，我鲁德二十多年前就是总监了，那是管三亿元的资产，四十多家企业，手下财务人员加起来就200多人，拿时我在县局做财务科长，比这个山上宾馆的总监要实在多了。

26日中午在北京西单宾馆吃饭，总局财务司的孟副司长陪大家。他说在山上见过我呢。

是的，记得那天开业我给他敬酒时，别人介绍了我的身份，孟司长说了声：“哦！总监，要把好关啊，效益就看你了啊！”

我事后想，孟司长当时可能暗示了什么。总的看来，总局的不少人对这个宾馆的投资议论纷纷，上亿元投资啊，总局其他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过也就这个数字，不算少了，做什么不行呢？宾馆开业后一年盈利100万能做得到吗？那就需要100多年收回投资了，显然这种投资是不必计较回报的。

而我在总局参加审计时听到的议论就更直接，比如说是盖那么大的别墅给谁住呢？2000多万元，怕开业以后还是亏损吧，投资那么多资金，不能再向总局要钱了。鲁德在了解不少情况后测算过，经营很难实现盈利，搞不好一年还要亏损200来万元，现在手里还留点钱好办一点，以后将是个问题，财富成为负担。

审计司的郑云处长问我：“大别墅盖好了给谁住啊？”

我说：“局长啊，以后还有中央级的领导去住啊，大集团的，港澳台的老总老板都可以接待”。

小路处长调侃说：“那初夜权给老局长嘛！”

郑云处长忙问到：“领导要是还在这，你敢这样说吗？”

小路处长只好笑了笑说：“自己人才这样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