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事实上我们现在说的那些以法治国的帝王，都不过是以严刑峻法驭国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和明成祖等。法律只不过他们实行极端人治的一个工具罢了，因此国家政治充满恐怖气氛，缺乏最基本*。要说中国的法治时期，主要还是唐太宗和宋太祖当国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君主在位期间，中国还可说得上政治清明，环境宽和。本来“法”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国民正当权益，应该是给人以温暖感觉的。

可在中国这种有着强烈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君主接受法律的约束最根本力量就在于君主自身的自觉。

所以，法治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在很多时候需要看君主的“施舍”。

当然还伴有一个严重的认识缺陷就是，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因为这些不完美，碰上刚戾自用的秦始皇，法治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的工具。这使得秦在强盛的巅峰猝然崩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后来的汉统治者鉴于秦之亡，在继承秦王朝一些法治思想和手段的基础上，对统治手段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在具体的施政方面，主张“德主刑辅”，减轻人民负担，宽简刑罚，在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上进行无为而治。

可以说，汉初的政治思想，是糅合了道儒法的理念在里面的，不过道家的无为施政成为指导方针罢了。客观的说，就汉初的政治形势而言，这是非常明智的。这样的统治手段对于恢复经济，聚合人心有很明显的作用。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不同了，这时汉朝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国力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威胁汉王朝政权的因素主要是骄纵不法的诸侯王，奢侈的豪门大户，以及侵扰频繁的匈奴。黄老之术的无为放任，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个有强烈功业心的帝王，所以清静无为的那一套也不符合他的胃口了。

选来选去，最后汉武帝选中了儒家思想，因为这时儒家出了一个猛人―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