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董仲舒的这些主张都是欲有所作为，想加强中央集权和个*威的汉武帝所需要和青睐的，也是后世君主拿来维护自己统治的顺手工具。当然，即便如此，我们应该也看到，所谓的儒家的“仁政”，很多时候只是统治者拿来装饰门面用的。而且儒家学说更多的象道家一样，只适合用来做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的操作还得借助法家的手段和经验。

所以汉武帝在欣赏董仲舒学术思想的同时，并没有重用他。终汉一代，实际上也没几个大儒在政治的实际运作领域有什么建树，起到了什么大作用的。

因此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还大量启用酷吏治国。实质上两千年中国就是实行外儒内法，法主儒从的统治方法，后世都没有跳出汉武帝这个圈子，只是程度上有深浅罢了。以儒家学说粉饰太平，统一思想；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依然采用法家思想。统治者用儒家的“仁”来安抚老百姓，然后用法家的“法”来统治他们。

当然，我们也不要把中国的法家捧到天上去，虽然它在秦国有比较好的效果。但现在看来，法家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而不是为了维护和保护社会各方的利益。因此助长了我国历史上形成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导致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

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致在君权**社会中，国民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压迫和压制。虽然中国缺乏*自由的传统和概念，但人民肯定有被压迫的意识和感受，因而使得老百姓的国民性极其淡漠。有儒家这么一调和一遮掩，政治至少也不会那么冷冰冰的了。

汉王朝这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大革命，无疑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相辅相成，相互配合进行的。因为当时汉武帝正欲对匈奴用兵，并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豪强势力，这些都是有为之举。突然在清静无为的政治生态中引入一串这样的大动作，自然是需要理论的支持，以便取得舆论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