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揽文学人才，“帝与沈约、谢?、王融、萧琛、范云、任?、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在盛行清谈，以文会友之风的南朝，这对于萧衍来说，可说是专业完全对口，他就这样开始了八年的西邸生涯。如果萧齐的帝王们能够把国家打理得好一点，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定可以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学者，而不是一个想做和尚的皇帝。可惜，历史总是这么阴差阳错。

在“八友”当中，王融是王导后人，门第高贵，也是一个才子，对萧衍非常看重。“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其实，以萧衍的个人才华，为时所重也是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在一群不经战阵，不历风雨的贵族公子里面，更是显得卓尔不群。

在古代这种开文学馆揽士的行为往往就是为了加强个人实力，培植政治根基，何况这些文学之士本身就是朝廷高官。当然，萧子良毕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文学爱好者。当时皇帝太子尚在，估计他也没多少野心。他组织这些名士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依据《皇览》范例，编成《四部要略》千卷。并写有劝人为善之作数十卷。此外，他崇尚佛学，在西邸集名僧讲佛论法，并集朝臣僧徒办佛事，还亲自进出为佛事打杂，因而时佛学大盛，《南齐书》本传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估计萧衍与佛教结缘，这个阶段的经历对他影响颇大，尤其是萧子良那种对佛教虔诚的态度肯定也感染着他。

但在这个时候的萧衍，宗教信仰主要还是道教，这从他的小名“练儿”就可以看出来，他自己曾作诗“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南朝本来玄学盛行，道教几乎就是国教，贵族士大夫们崇尚清谈，注重*，道教那种飘逸出尘的做派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时的萧衍与著名道士陶弘景关系很好，后来当了皇帝，每遇到国家大事，他还经常派人到茅山向陶弘景请教，时人都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当然这个陶弘景能够征服萧衍这么一个文才武略，俱冠一时的高人，自然也有几把狠刷子。他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在医药?炼丹?天文历算?地理?兵学?铸剑?经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以对于药物学的贡献为最大?曾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陶弘景可说是一个杂家式的人物，因而得到全才人物萧衍的欣赏也是正常的了。这个时期，大概就是萧衍自称的“中复观道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