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对佛教义学也很有研究，对《般若经》、《涅?经》、《法华经》等尤为重视。梁武帝还经常召开各种*，他经常是昨天在朝堂上和大臣们商谈国事，第二天就跑到寺庙里给大家讲经说法。

如他在普通六年(525年)于同泰寺开过“千僧会”。中大通元年(529年)，他曾开设四部无遮大会(僧、尼及男女居士这四众均可参加，没有限制)，参加者有道俗五万余人。中大通三年(531年)十月，梁武帝到同泰寺讲《大般涅?经》，同年十一月又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的讲经会，听众经常成千上万。他于中大通五年(533年)在同泰寺讲《金字摩诃般若经》时，与会的高僧有千人，其他信徒则达上十万以人。

梁武帝还积极从事佛教撰述，阐述其独特的佛学观。据史料记载，他曾写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制旨大涅?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以上诸篇现已遗失，不存于世。

梁武帝还提出了三教会通的思想，三教并用。他的三教会通准确地讲是三教同源，即儒道都源自于佛教，他把老子、周公、孔子都看作是如来的弟子，同出一源(《舍事道法诏》)。从这个源头看，都是同一的，“穷源无二圣”(《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三教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教化人为善，“测善非三英”。

因此，梁武帝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并未冷落儒道二教，而是三教并用，特别在义学上，还有融合儒佛的地方。他的这些理论可说是以后唐宋之间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先声。

由上可见，我们完全把梁武帝的佛教狂热归因于政治是讲不通的，很多情况说明他内心确实是很信仰这个宗教的。但我们又不能完全相信梁武帝真是那么一个慈悲的好人，否则他就不会多次对外发动战争，对老百姓越来越重的负担不闻不问。他下那么大的力气扶持佛教，当然有很大程度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和形象服务，他经常在臣民面前展现他勤俭，不近女色这些方面，把自己标榜为天下少有的贤君明君。比如有一次处决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时，他装模做样地整天闷闷不乐，以示心慈。对梁武帝玩的这套把戏和伎俩，连司马光都将其痛斥为“欺天”。

人是复杂的动物，何况是一个信仰佛教，掌杀伐大权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