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在上海首先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所以上海一直是中国新思想和新文化更为活跃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人士卧虎藏龙的地方，更是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领域斗争的激烈战场。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原因是：其一、因为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残酷束缚和封建政权对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残酷镇压；其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被镇压和被束缚的双重压力之下苦苦挣扎，虽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发动了‘五四运动’，可是这场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
程蕙芳到了上海的时候，正是**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受到残酷压抑的时期，在公公家里，程蕙芳听公公讲述了他的思想和观念，这都是程蕙芳从没接触到的，她很受启发。在饭后茶余的闲聊，再一次家庭讨论会上，公公、丈夫和程蕙芳一起讨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公公的观点是：中国儒家思想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家里，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可以讲出一些心里话，这已经是很难得的场合了。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得不违心地去歌功颂德。可是实际上任何时候人们都渴望要讲出心里话。在每次饭后茶余的家庭讨论会上公公都是发言的主角，这次程蕙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她说：
“爸，欧洲正是因为出现了自由资产本主义经济萌芽，欧洲知识分子发动了文艺复兴运动，接着又发动更为富有理性的启蒙运动，随着欧洲新文化运动不断地深入发展，欧洲各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接着欧洲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的发达社会。可是为什么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起来呢？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没有深入地发展起来？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建立起就像西方和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没有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资本主义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嘛！”
程蕙芳说完，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和思考，老先生想了一会儿，他微笑着说：
“蕙芳提出的问题越发深刻了！在近代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一直是支持商业和手工业的自由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并不太注重意识形态，更注重追求财富，甚至欧洲各国政府还支持一些海盗去海外进行海外掠夺！欧洲各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相对要薄弱一些。欧洲各国对外一向都是比较开放的。”
老先生又开始长篇大论地说了起来：
“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注重意识形态的统治，他们不但掌管国家政权，他们还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在中国一直将巩固政权放在第一位，经济一直是在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巩固政权服务，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一大特点。而在西方，挣脱了封建社会制度之后，政治就必须为经济服务了，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第一需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宋朝和明朝初期，海上贸易的税收可以占到国家总税收的一半，海外贸易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还培养了一大批海上贸易的商人资本家。在明朝初期更显示了中国航海技术的高超水平，让世界各国感到望尘莫及，甚至是望而生畏。可是后来明朝政府认为发达的海上交往会危及到政权的安全，于是皇帝就下令封锁海上交往，于是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就被自己封陈了，发达的海上贸易被停止了，中国的发展也就随之停止了，中国越发地腐朽和落后了。
“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国营经济，一大批中国特色的**官商群体也就应运而生。国家将一些大型的制造业及其商业，比如盐、铁、大型船只和武器的制造和销售，还有一些大型织造业和瓷器业等等有较大利润的行业，政府将这些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国家来经营。这种国营经济政策和那些**的官商们压制着中国自由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有效的阻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大规模的商业和制造业都是由国家来管理和经营，其实也就是被那些士大夫官员们来经营管理，握有权力的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有意识的贬低和压制民营商人和手工业企业家。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遵循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习俗，在中国只有科考进士以上的读书人才能当官，他们指责自由商人是唯利是图、无商不奸。士大夫官员们将手工业者都称为匠人，认为他们低级下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早就实行了国营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实体也都是被那些士大夫阶层所掌握和控制，形成了早期的国营经济和**官商。”
儿子插话说：
“按理说，国营经济当然比私营经济要好。首先，国营经济赚了钱归国家所有，不是落入私人腰包；其次，国家可以按着国家的统一计划，按着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来发展生产，就是可以实行计划经济；再其次，工人和农民不会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等等。可是为什么反而说中国历史上的国营经济不好？”
老先生看看儿子，接着说：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包含着乌托邦思想，国营经济优越性只是理论上说得通，可实际上在中国，那些国营企业的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甚至就是世袭的；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私营企业的资本家，他们都是在自由竞争的拼搏中脱颖而出，而且实行残酷的淘汰制，只有那些优秀的资本家才有能力真正存活下来，从而使社会的经济繁荣起来。这当然只有在严格法制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实现那种平等竞争和自由发展。
“事实说明，如果将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比较，国营企业都是投入多，员工多，规模较大；可是国营经济的营业额要少，盈利少，生产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也较慢。总之国营经济就是效率低、发展慢，还要产生一大批**官商。如果拿到市场上去自由公平竞争的话，国营企业必然要败给民营企业，国营经济能够存在下去就是靠政府的支持，或者说就是靠官商结合。”老教授说到这里又是强调一下，他说：“我们只是在家里可以这样说，在外面绝对不可以这样说！”
蕙芳突然也产生灵感，她插上话说：
“像《红楼梦》这部书里面的贾府和亲戚们，比如林家世代主管江南织造，就相当于现在的国企老总。贾府的贾政是工部员外郎的官职，就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或者工业部长，他总是要和那些官商们混在一起打交道。薛家也是世代负责宫廷买办购物的官员，原来贾、林、薛三家就是**的官商世家，虽然他们外表上都是道貌岸然、知书达理、文质彬彬的儒家学者，其实他们在官场活动和个人生活都是极其**，甚至都是糜烂透顶。可就是这些**的官员统治中国的经济，政府官员们来掌管国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必然大多数都成了**贪官，清正廉洁的官员在官场反而是站不住脚。国营经济必然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发展缓慢，国营经济是培养贪官的温床，国营经济残酷的压制着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红楼梦》这部小说批判中国的官僚**和科考制度，深刻揭露那些**官员们的腐朽没落，甚至就是不可救药。《红楼梦》这部书歌颂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反叛精神，是一部具有进步思想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公公微笑着说：
“正是这样！**特别推崇《红楼梦》，**才是真正理解了《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真谛，《红楼梦》这部书表面上是描写爱情，其实质是鞭挞**。曹雪芹在这部书中寓意中国没落封建社会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已经**得不可救药，即将崩溃灭亡了！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觉醒，还都是浑浑噩噩地在这条通向断壁深渊的船上醉生梦死。贾府里依然是灯红酒绿，养尊处优，豪华享受，大部分人们都是安于现状，还在信心十足地教育子女学习孔孟之道，走科考入士为官的腐朽老路，他们岂不知这座腐朽的红楼大厦已经注定是必将倾倒了！
“《红楼梦》这部书中的薛宝钗是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忠于封建家族社会的新一代，她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女性，甚至也很善良，很可爱。薛宝钗知书达理、聪明世故，是新一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她恪守中庸之道，对新生事物和人物敬而远之，她愿意墨守成规，对周围的**环境习以为常。薛宝钗将要接替王熙凤的班，来做贾家的大管家，她做事情会比王熙凤做得更为中庸圆滑。可惜王熙风、薛宝钗等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了，或者她们是掩耳盗铃的故作不知，多数人还是被眼前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薛宝钗还在极力劝说贾宝玉走科考入士为官的道路，她还妄想要这个腐朽没落的封建家族再度兴旺发达起来，薛宝钗屈服于腐朽势力，他们同流合污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书中只有秦可卿、柳湘莲、尤三姐、林黛玉和贾宝玉，还有贾政等极少数人，才能初步看清这封建家族的没落、腐朽和即将灭亡。贾宝玉和薛宝钗的价值观取向根本不同，所以贾宝玉厌倦了美貌多情的薛宝钗。宝玉和黛玉是新生思想人物的代表，他们厌恶周围那种**黑暗的环境，厌恶周围人们那庸俗、糜烂、世故的生活作风，厌恶科考入士为官的腐朽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没落腐朽的封建家族社会已经是日暮西山，即将灭亡了。可是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也没有找到更为合理的出路，也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可是黑恶的封建势力还是在极力摧残打击这些叛逆者，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和生活道路注定是悲剧性的下场，那黑恶的封建势力就要吞噬他们了。”
谈到《红楼梦》，儿媳妇对这个话题越发感兴趣，就积极插话说：
“林黛玉厌恶周围那种庸俗腐朽的环境，她同情那些被黑恶势力所摧残的弱者，林黛玉更喜欢个性的自由解放和人人平等，黛玉也厌恶那种腐朽庸俗的科考道路。贾宝玉和林黛玉有着心灵相通到心心相印的一致观念，从而发展成为情投意合的真挚爱情，可是他们还是被封建势力所残酷压制和绞杀。黛玉和宝钗是两种对立人物的代表，晴雯和袭人也是这两种对立人物的代表，所以宝玉更喜欢黛玉和晴雯。”
老先生和儿子听了都表示认同媳妇的观点，老先生又喝了一口茶，微笑着说：
“蕙芳说得很对，其实宝钗和袭人只是小人物，也是牺牲品，真正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道貌岸然的贾政和王夫人等一批大人物，他们就是孔孟之道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总要装成假正经的模样，总是习惯于道貌岸然地、不厌其烦地、自欺欺人地、假大空话连篇累牍地对人民进行说教，让人们严格服从那种陈旧腐朽的意识形态，妄想让子孙后代们继续走科考入士为官的腐朽老路。本书作者给他起名贾政，是暗示他假仁假义假正经的意思，这些**官员们极力维护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贾政就是代表人物，可是贾政还要力所能及地维护这个**没落的封建体制，他看到周围的封建家族成员都是糜烂透顶而不可救药，他心中也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他十分严厉，甚至就是疯狂地教训宝玉，是对叛逆者的惩治，其实也是贾政心中郁闷的发泄。他感到对**糜烂的趋势无法制止，对封建没落社会感到无力回天。贾政终日忙忙碌碌，其实他才是过得最累也是最烦心的人，他要竭尽全力支撑这座腐朽的红楼大厦，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到处还要装成假正经的样子，但他也不失时机地到他的二奶赵姨娘那里获得安慰。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思想，既要批判这些腐朽可恶的封建官员们，更要批判这个**的社会制度。这些**官僚世家过着养尊处优、**糜烂的生活，他们假仁假义、强取豪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是这些士大夫官员们用腐朽的儒家思想严格地控制着中国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就是这些**官商们掌管着中国的国营经济，用来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压制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起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使得中国不能向资本主社会发展，使得中国长期保持在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状态。”
媳妇似有所悟，就及时插话说：
“可是多数人看红楼梦只是关注宝玉、黛玉和宝钗的关于三角爱情的描写，甚至很欣赏贾府里那种豪华的甚至是糜烂的生活方式，还学习那些反面人物庸俗市侩的处世哲学和方法，多数的读者都没有理解作者曹雪芹的真正写作思想啊！”
老先生想了一会又继续说：
“我认为曹雪芹就是中国的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他敢于批判中国正教合一的黑暗社会，并且指出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可救药，必将灭亡。《红楼梦》这部书具有批判思想，也就必定会有革命思想。其实曹雪芹时一位背判儒家思想的学者，他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曹雪芹也在考虑，中国社会将是何去何从？！曹雪芹必定会在心中有某种新的设想，这必定反映在《红楼梦》这部书后面的内容中。据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丢失了，也有说是作者还没有写完，作者就去世了。我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必然包含某种程度的革命思想内容，会有更为激烈的反叛行为。也许柳湘莲会衣锦还乡或者卷土重来，会带来海外的新思想和新事物，也许柳湘莲会以为尤二姐和尤三姐报仇的名义，发动一场带有革命性的行动，贾宝玉必定也会参与其中，……。也许作者已经写出来，而又不敢发表，或者写出来，已被自己或者别人毁掉了，或者后四十回或者后二十五回的革命思想还在作者心中而不敢写出来，或者作者还在深思熟虑之中！咳！”
老先生说到这里竟然摇摇头，叹息一声，又接着说：
“总之《红楼梦》后四十回没有公之于世，真是一件遗憾之事啊！曹雪芹先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叛逆者，也是中国科考制度的叛逆者和批判者！如果中国能出现千百个曹雪芹，能够将中国的前途命运充分的议论一番，那就好了！”
老先生又在慢慢地喝茶了，似乎对红楼梦的讨论告一段落，喝了两口茶后，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走动几步，然后又作总结发言：
“教育是立国之本，中国历来流传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和‘书呆子’这两个词，就足以说明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早就应该变革。**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仍然是一脉相承地继承旧中国的那一套，**反对腐朽的旧教育制度。他认为现在各大学办学方向存在着根本性的方向错误，**想要按着他的理念模式来办大学，培养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老先生又语重心长地说：“可是**的想法也是很矛盾的，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无论如何还是不能缺少知识分子，可是他又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
老教授的这一番讲课似乎是很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可程蕙芳夫妇还是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
1967年开始，在中国各大学一律停止招生，各学校一直不能正常上课，当时人们都在关心中国的大学是否还要办下去的问题，后来**发出最高指示说：
大学还要办，我这里指的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9年各大学开始招收理工科的工农兵学员，是通过各单位推荐，将一批根红苗正、表现好的工、农、兵选送进入大学，因为注重政治表现，所以文化课考白卷也可以入学，就出现了所谓的白卷先生张铁生。ХХ师大外语专业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因为是试点性质，所以招生很少，只有极少数政治可靠的教师才能去给工农兵学员上课，其他的教师就显得多余了。在吉林省大多数教师和省市机关的干部，还有其他各行业的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都带着家属、户口、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称为四带，他们都必须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响应**的伟大号召，走‘光荣的五七道路’。
1969年9月，程蕙芳夫妇随着教师队伍和一批机关干部，来到吉林省东南部山区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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